老家乡村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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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乡村的小店，起初，是算不得“店”的。

   七十年代的乡间，日子是被泥土夯实了的，紧巴巴的。那条通往县城的砂石公路，像一根黄扑扑的带子，懒洋洋地躺在田野与山丘之间。每日里，只有一班老旧的班车，喘着粗重的气，摇摇晃晃地驶过，卷起一蓬黄尘。路边，有一棵苦楝树，树下不知谁人搬来了几块大青石，便是我们这群乡下人候车的所在了。开学时候的中学生，有到乡中学的、县城实校和防中的，大抵都在这里候过车。不知从哪一天起，苦楝树下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是村头的许奶奶。她臂弯里总挽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有时是几把水灵灵的青菜、刚熟的芭她并不吆喝，只是静静地站着，班车停靠时，车窗里便会探出手来，用几张毛票换走她的东西。那篮子，便是这乡间小店的雏形了，交易的与其说是货物，不如说是沉默的、相濡以沫的温情。



八十年代的风，到底是不一样了，吹在脸上，也仿佛带着一丝活泛的气儿，班车的班次也密了。老奶奶的竹篮，换成了一个旧木柜，上面盖着一方遮尘的玻璃。柜子里，除了针头线脑、火柴肥皂，竟有了用漂亮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硬糖。那糖，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是我们童年眼里最璀璨的星辰。后来，木柜又变成了一间真正的、用砖头垒起的小屋，歪歪斜斜地挂着块木板，用红漆写着“小店”二字。店里有了一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橘黄色的汽水，五分钱一瓶，喝完了，那厚墩墩的玻璃瓶子还得还回去。李奶奶的儿子——那时已是壮年的“店主”任叔，用开瓶器“啵”地一声撬开瓶盖，那溢出的甜汽，便是我们对“富裕”最初的理解了。



九十年代的浪潮，是喧嚣着涌来的。小店的招牌换成了鲜亮的蓝色塑料板，店里的物事，也陡然丰富起来，琳琅满目得叫人眼花。先前是单调的硬糖，现在有了“大白兔”，有了“喔喔佳佳”；先前是稀罕的汽水，现在冰柜里躺着各式各样的雪糕，用花哨的包装纸诱惑着每一个路过的人。任叔的头上添了白发，腰间别上了BB机，嘀嘀一响，他便要跑到村委会去回电话。那台小小的、蒙着灰尘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被一台大彩电取代了。于是，傍晚的小店门口，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男人们讨论着新闻里的“下海”与“特区”，女人们则对着连续剧里的悲欢离合唏嘘不已。世界的风，终于吹透了这偏远的乡野，在小店这方寸之地上，留下了它杂沓的脚印。




  千禧年之后，一切的变化都快得让人来不及细想。那条黄土路被拓宽柏油路，车辆也多了，除了班车增加班次，私人也有小货车小面包加入了运营。小店为了生存，也挂起了移动、联通的标志，代缴话费，也让人代收快递。任叔的背有些驼了，他常常坐在店门口的藤椅里，看着那些飞驰而去的汽车，眼神里有些许落寞。直到有一天，小店的外墙被粉刷一新，墙上绘上了田园风光的壁画。任叔在儿子的帮助下，学着用起了智能手机，店里摆上了付款的二维码。更令我惊奇的是，那原本堆着杂物的角落，竟开辟出来，摆上了几张雅致的小桌椅，卖起了咖啡与花茶。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他们不再急着奔向远方，而是围坐在这里，用笔记本电脑忙碌着，谈论着“直播带货”和“乡村旅游”。那些飞驰而过的城里人，也会为这颇具风情的小店驻足，买一杯咖啡，在苦楝树下拍几张照片。


  我忽然明白了，这小店从未死去，它只是又一次脱胎换骨。它不再仅仅是物质交换的驿站，更成了一种精神的坐标，一个联结着故土与远方、传统与现代的节点。那苦楝树还在，一年一年地开着淡紫色的花。树下的青石早已磨得光滑如镜，映照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从许奶奶的竹篮，到任叔的二维码，这乡间小店像一位沉默的史官，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最真实、最细微的脉动。它的变迁，就是一部缩略的中国建设史，不曾停歇，永远向前。

带风

青瓦檐下，货架寥寥。盐巴与糖果挤在玻璃罐里，却装下了整个童年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