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勾漏山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令人神往,那么与勾漏山隔北流江相望的铜石岭,则是北流悠久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作为世界八大铜鼓类型之一的北流型铜鼓由北流江走向世界。
体型高大、鼓面大于鼓胸是北流型铜鼓的主要特点。
“铜鼓之王”源自铜石岭 北流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不仅见证了北流的千年历史,更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文化与传承。 北流,历来被称为“铜鼓之乡”,自汉晋以来就出产型体硕大的铜鼓。据《北流县志》记载:“铜石山,县东20里,层峦耸秀,石皆紫色,南面整齐无边,亭亭如伞,又名朗伞石……”闻名于世的“铜鼓之王”,即西汉时期的雷云纹大铜鼓,就是出自北流铜石山,即现在的铜石岭。它展示了北流铜鼓制造历史的辉煌及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在北流出土的“铜鼓之王”。
这面铜鼓在北流六靖镇水冲庵出土,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最大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它现存于广西博物馆,直径165厘米、高达67.5厘米、重300公斤,尽管足部有些残缺,但并不影响它的精美:八道光芒的太阳纹之间遍布云雷纹、水波纹、连钱纹、席纹,厚重、宽大的鼓面上镶着的青蛙造型小而朴实…… 铜石岭掩藏历史遗迹 铜石岭,海拔422米,占地面积7平方公里,其地理结构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共生。山不高而气势雄伟,悬崖峭壁,奇峰异景,深洞密布。它是喀斯特地貌与丹霞地貌结合最好、最典型、最具观赏价值的旅游景点,被称为“丹霞之魂”。集深洞、石岩、悬崖、峭壁一起,自然形成的铜石奇景就有108个,它对于研究我国低海拔地带丹霞地形的形成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铜石岭景区广场上的这组雕像,重现了赵佗骑着骏马指挥千军万马的场景。
登上山顶,举目眺望,勾漏群峰,圭江水色,北流城崭新风貌,尽收眼底。从不同的位置,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色,而此山层峦耸秀、巍峨壮观,石皆紫铜色,有的兀然独立,骨骼清奇;有的苍茫一片,气势雄浑。 铜石岭景区内的山坡上、岭坳里,在一些因雨水冲刷而裸露的土层里,还发现一些铜渣、陶瓷碎片。据了解,文物部门的专家曾多次到铜石岭实地探访、考古,当时挖掘出土了不少铜矿石、炼渣、铜锭、木炭和陶风管、陶瓷碎片、铜鼓残片等,并在山脚圭江边两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积层极厚的铜渣堆积层。 考古专家经过考察证实,铜石岭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汉代冶铜和铸造铜鼓的遗址,遗址分布在大铜石岭、小铜石岭和会岭台山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广西最大的炼铜遗址。据考证,北流所出土的一百多面铜鼓和世界铜鼓王的铸造地点就在此。铜石岭及其周围一带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多位名人与铜石岭有缘 铜石岭有辉煌的过去,历史上多位知名人物与这座山有缘。比如,南越王赵佗、东汉名将马援。 宋《太平寰宇记》记载:“铜山,昔赵王赵佗,于此山铸铜。”建于西汉的南越国定都广东番禺(今广州)。南越王赵佗,不远千里寻宝寻到铜山。原来,“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晋书·良货志》记载,广州附近无铜矿,赵佗兴师动众,不惜跋涉1000多公里,来到广西北流铜石岭开矿、冶炼、铸铜。铜石岭奇货可居,为南越国的繁荣富强提供生产资料。 赵佗,这位最早开发此地的国君,不仅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铜矿资源,更将中原精湛的铜鼓铸造技术引入北流,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铜石岭景区建设了铜鼓广场、赵佗广场,广场上塑造了规模宏大的铜车马武士仪仗队,南越王赵佗头戴盔甲,手握宝剑,骑着骏马,率千军万马而来。 历史上另一个知名人物马援南征交趾,在鬼门关附近设有古营盘。古营盘离铜石岭不足20公里。想当年,马援的铁骑奔驰在铜石岭的山道上。他们发现了铜石岭及在铜石岭上劳作的民族俚人。《后汉书·马援传》:“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这是史书对北流型铜鼓最早的记载。 铜鼓见证“海丝路”的文化交融 北流江流域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核心聚居区,铜鼓见证了其间的文化融合过程,北流型铜鼓以北流地名命名,显示出在铜鼓分布上北流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专家考证,俚人的后代即今天的黎族和壮族,“俚”与“黎”通,其生活习俗基本没有改变,击鼓、歌舞、饮酒为“三大好”,正由于他们具有这些民族气质,才创造了辉煌的北流型铜鼓文化。 广西铜鼓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北流型铜鼓有150多面,而北流境内出土有明确记载的就有50面。正是铜石岭的存在,才制造出如此丰富的北流型铜鼓,并经由北流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奠定了它在整个世界铜鼓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铜鼓是北流瑰丽文化中的一面旗帜,也是时间的见证者。在铜鼓的每一次敲响时,我们能听见过去与现在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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