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春节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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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过除夕的门槛，过完“不动刀、不扫尘、不发怒”的大年初一的欢快时光，于年纪尚幼的我而言，大年初二就是跟随父母去外公外婆家拜年赚压岁钱的日子了。每年的这一天，母亲都会精心备好满满一竹篮的礼品——红糖、油条、馓子、鸡蛋以及自家炸的各种面食糕点等，竹篮的篮口处用带囍字的褪色枕巾盖着。全家人换上崭新的衣衫，心底氤氲的欢喜溢于言表。母亲最能耽搁时间，她总是不紧不慢地喂饱猪仔，再给鸡鸭各撒一瓢粮食，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会“咔嚓”一声锁上院门，朝院门外焦急等待的我吆喝一声：“出发！”此时此刻，父亲骑着单杠自行车，前面坐着我，后面坐着挎着竹篮的母亲，一家三口喜气洋洋地向十多里地之外的外婆家赶去。

　　那时的乡路都是尘土飞扬、坑洼不平的土路，车轮碾过，尘土四起，路上走亲访友的乡民络绎不绝。我们驶过一个村落，翻过一条大坝，再坐人工渡船渡过水面清凉的涡河，最后再爬上河岸北侧的堤坝向西行驶。途中酣睡的我隐约地知道，自行车驶过堤坝拐弯的地方，再经过一处水闸，就快到外婆家了。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和我们居住的村庄一样，房前屋后都生长着繁密挺拔的翠竹，从堤坝上向下望去，皆是郁郁葱葱的竹海，丝毫看不到村落里的房屋。但母亲即便出嫁多年，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哪片竹林是外婆家门口的。

　　父亲将我从自行车上抱下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早已麻木，丝毫动弹不得，必须在原地休息数分钟后，才能欢悦地走下堤坝，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来到久未谋面的外婆家。

　　大姨、二姨和小姨，早已全家出动严阵以待，坐等领取压岁钱。在她们七嘴八舌地埋怨我们一家来迟了之后，便开始不约而同地催促外婆赶紧发放压岁钱。母亲一共姐弟五人，排行最小的舅舅尚未成婚，发放压岁钱成为外婆每年的重头戏。压岁钱不是我等晚辈轻易就能拿到的，外婆在发放压岁钱的时候，喜欢搬一条藤椅坐在堂屋中央，等着十几个孙辈按照年龄顺序依次给她磕头拜年——磕一个头给一毛钱，但每人最多不能磕过十个。于是乎，孙辈们便使出吃奶的劲头，跪在地上小鸡啄米似的给外婆磕头作揖，引得众人捧腹大笑。这种发放压岁钱的仪式感，我至今历历在目。钱不多，情义浓；重团圆，扬家风。每次拿到压岁钱之后，母亲都会强行替我“保管”，以致最终我也不知道那些钱究竟都去了哪里。好在压岁钱没了，获取压岁钱的过程，依然记忆犹新。

　　压岁钱发放完毕，大姨、二姨、母亲和小姨，则会齐刷刷地走进厨房，乒乒乓乓地准备午饭；男人们则自由组合，一边打牌消遣，一边畅谈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我们这些孩子们，看电视、钻竹林、吃瓜子、踢毽子，不亦乐乎。

　　吃午饭的时候，外婆会在堂屋里摆上两张餐桌，餐桌分得头头是道——大人们围坐在主桌，可以抽烟饮酒；孩子们围坐在次桌，不许打闹争执；两张餐桌上的饭菜除了分量别无二致，往往大人们刚刚吃到一半，我们这群孩子早就“酒足饭饱”离席了。

　　小的时候总是期盼快点长大，早日羽翼丰满飞出故乡；长大如愿离开了故土，却又发觉，真正镂刻于心底、融化在血液、渗透进灵魂、浸润在骨髓里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乡音乡情。如今多年过去，故乡的面貌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一代的生活也随着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很多业已消失的乡村新年习俗，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